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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外儒内法”与“外毛内邓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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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4-10-16 00:55:07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  “外儒内法”与“外毛内邓”
  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两大思想流派,两种思想观念针锋相对,势同水火。儒家主张实行仁政,以道德治国;而法家主张严刑峻法,兼愚民政策。
  奇怪的是,百家争鸣时期,水火不相容的两种思想,竟然能被以后2000余年的中国历代统治者同时用做统治的法器,并行不悖,这种现象被历史学家称为“外儒内法”。
  不过,被统治者所利用的“外儒内法”的“儒”,跟孔孟所主张的“儒”有很大的不同,对专制君主不利的一面已经被剔除,只保留对维护其专制统治有利的方面。
  在秦朝之后,儒家之所以被历代的专制统治者抬高到了至尊的地位,原因是秦之后,中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。皇帝靠一套官僚系统来管理辽阔的土地,庞大的人口。这种管理体制有致命的弊病,即官僚主义导致的低效,和权利不受制约所产生的严重腐败。
  靠专制制度下的官僚体系来管理庞大的国家,已经是力不从心,只好靠道德来弥补。而儒家所提倡的正是“道德治国”,所以,儒家被历代专制君主奉为思想的正朔。
  但是,儒家的“道德治国”,就像共产主义一样,从来只是一种空想,真正付诸实践的话,必然是一败涂地。因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,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吏,让他们道德自律,而达到天下太平,社会和谐,无疑是做梦。
  比如,中国历史上,就有两位儒家思想的虔诚信奉者,一位是君主,一位是地方官员,两位都有志要实践“道德治国”的理想,结果都遭到了惨败。这两位,一位是篡夺汉朝皇位的王莽,一位是海瑞,都在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。
  既然“道德治国”不适用,那么,“道德治国”只能成为门面,装潢,宣示政权合法性的工具。管理庞大的帝国,还得靠法家的思想,即治理百姓要靠严刑峻法,再加上愚民政策。所谓“牧民”,就是把百姓当成牛羊动物一样来管理。
  儒家的“道德”只是门面,用来弥补专制制度下官僚系统的不足,而真正起到实质功效的则是法家的严刑峻法。
  比如,儒家讲求君君臣臣,父父子子,以维护君权。但当皇帝的好处太大了,谁不想当皇帝?仅以道德自律是约束不了底下臣民那一颗颗蠢动的心的。当年还是布衣的刘邦看到秦始皇巡游天下,浩浩荡荡的场面,感慨道:大丈夫当如此也!
  所以,真正能维护皇权的,还是诛灭九族的严刑峻法,武器的批判要远远胜于道德的说教。
  毛的思想与邓的思想似乎也是水火不相容,南辕北辙,背道而驰的。然而,如果统治者就像当年“外儒内法”一样,来一个“外毛内邓”,我认为也是非常可能,而且合乎逻辑的。
  邓的思想无非是改革开放,搞市场经济。但是,邓的改革有一个很大的问题,就是只改经济,而不改政治体制,不改上层建筑。市场经济要求的上层建筑是民主法治,否则,经济就会走向畸形,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与权贵资本主义经济。中国经济目前的现实正是如此。
  “外毛内邓”的“邓”是国家资本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,那么,其中的“毛”又是什么?正如“外儒内法”的“儒”,与孔孟的原教旨的“儒”有很大不同,其中对君主专制不利的一面被剔除了一样,“外毛内邓”的“毛”,与原教旨的“毛”,或者说与真正的毛思想更是有本质的不同。
  真正的毛思想的核心与灵魂是辩证法,是不断革命的理论。毛认为革命者在革命胜利,取得政权,成为统治者后,会产生异化,所以,要不断革命,主要是靠群众运动,来保持官僚系统的效率与廉洁。
  但是,毛的做法直接侵害到了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,而且群众运动的方法也造成国家的混乱,最后不但得罪了官僚,也得罪了人民,所以,才有文革的失败。
  现在的统治者,不用说没有毛那样强有力的人物,能按照毛的思想发动运动,当年连如神一样的毛,都对官僚集团无可奈何,更遑论现在,因为这是绝对侵犯官僚集团既得利益的。
  当今的统治者遇到了与中国两千年的专制君主所面临的一样的问题,即他们都是靠官僚系统来管理国家,但是官僚主义导致低效,权利不受制约又导致腐败。可是今日的统治者又不愿采用民主法治,只好像古代的统治者一样,乞灵于“道德治国”,来维系人心,约束官僚,维系合法性。
  古代统治者靠儒家的思想来进行“道德治国”,今日的统治者也曾尝试用儒家的思想。所以,最近十几年,曾被批倒批臭的孔子及其儒家思想,又被捧为思想界的主流。于丹之流,在官方民间,都受到了热捧。
  可是,用儒家思想,道德治国,来弥补专制制度下官僚体系的不足,也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,就是执政党本身的产生,起源于当年新文化运动,反对儒教。而且执政党多年宣传,儒教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,这种宣传也深入人心,这对统治者自身的合法性又提出了挑战。
  所以,当今的统治者极有可能会寻找新的用以“道德治国”的思想,而毛思想如果被剔除了有害内容,特别是剔除了其中的辩证法与不断革命理论,只留下一些道德说教与口号,如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,“群众路线”,“独立自主,自力更生”,等等,就会成为取代儒家的新的道德治国的工具。
  如此,在孔子为统治者服务,进行道德说教两千余年之后,孔子下岗,毛上岗,毛成为统治者新的进行道德说教的教师,用以维系民心,维系政权的合法性,弥补官僚系统的不足。
  薄在重庆“唱红打黑”,被很多公知贴上了“左”的标签,这是一大误读。薄其实是中国最早尝试“外毛内邓”的人。在中国,地方官僚不可能实行民主法治,司法独立,新闻自由这一套,那是自寻死路。
  薄作为地方的最高统治者,面对的是一个低效且腐败的官僚系统,他想做出一些政绩,争取“进步”,唯有以道德来弥补不足,提振人心,同时采用法家的严刑峻法,兼愚民政策。所以,薄采用的那些招数,无非是历代的专制统治者使用过无数次的东西,没有什么新意。
  薄采用了毛的很多口号,以进行道德说教,比如,把毛的语录编成短信,发给各地官员。但这些都是表面,是装潢,薄坚决采取的还是专制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路线,在薄的治理时期,招商引资的成绩是惊人的。所以,薄是最早尝试“外毛内邓”政策的人,薄的倒台与路线无关,只是权利斗争的牺牲品而已。
  不过,作为专制统治者的统治术,无论是“外儒内法”也好,“外毛内邓”也好,都不可能解决中国的真问题。“外儒内法”不能避免中国两千年历史上无数次改朝换代的命运,“外毛内邓”也不可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,社会和谐发展。要想跳出历史的周期律,唯有实行民主法治宪政,保障公民权利,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。
   
   
   
   
   
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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